言并不直接表达世界，而是对应着象，立象以尽其意。

相应地，儒家所寻求的超越也是整体生命形态的变和化，而非灵魂摆脱肉体的桎梏向理念界的回归。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

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一方面，相对于利，义无疑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在专制体制之下，君臣关系说到底就是主奴关系，无论如何粉饰和浪漫化都改变不了这一基本事实，而主奴关系之下的道德批判终不免劝百讽一，曲终奏雅。这并不是说儒家要放弃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只是儒家进入政治的取径和思路尚可再斟酌。

然而，不同于超越层的天命，这一意义的命仍属规范性领域。在这样一种道德形上学背景之下，儒家重价值轻功利的伦理精神也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理论智慧包括形而上学、数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最高级对象，是必然与永恒的东西，以真理为指向。

翻译上的种种问题，正反映了两种语言板块之间的碰撞，反映了西方哲学作为他者之进入汉语世界的他异性外在性以及汉语所做出的排异状态。（《孝经·三才章》）孝解决了人在世间安身立命的问题，在茫茫宇宙中建立起根本性人生秩序。汉语思想传统没有本质与现象两分的二元世界，因而也没有很强的认识论传统，甚至没有明确的真理概念，重视的是在天地人三才的整体世界中找到中和状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与西方的知识论传统迥异。这与西方哲学传统，由理念而概念，执着于事物之名相非常不同。

中国哲学长久地沉浸于一种哲学史研究，甚至是一种古典学、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being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本源性思想，构成了西方哲学的框架性理念。

重新审视汉语不是一项语言学工作，而是要回到汉语源初地生成的生存境域。在这个意义上，汉语与哲学的普遍性品质并不构成任何抵牾与矛盾之处。这需要将西方哲学的普遍性重置为他者才能完成，这是一个范式转换。二则帮助我们形成一种反观自身的视角，作为一种迂回的外在性，对于汉语哲学的自觉有积极意义。

其现实形态容易形成两个封闭循环：或是在汉语世界中进行，对于西方哲学本身没有实质触动，在汉语中完成内循环，陈康的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这里的Chinese是聚焦在国家或民族的意义上，还是放在语言—世界的焦点上，对于理解Chinese philosophy有很大的不同。洪堡特研究了印欧语系与汉语的重大区别之后，指出汉语中缺乏很多印欧语系中的语法现象，而语言的差异不只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汉语哲学的提出并不是要取代中国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并行不悖，各自旨趣不同又有着很强的交叉重叠。

只有把西方哲学置于真正的他者地位，才不至于泯灭自身，而能重新回到自身，实现对自身的整体性反观。事实上，早在海德格尔做出这番概括20年前，张东荪即以其哲学的敏锐，指出西方哲学上的本体论，宗教上的上帝观以及名学上的同一律在根本上是一起的。

普遍性比较哲学与迂回他者的眼光都在借助西方哲学，似乎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比较，但这只是一种表象之见。因此，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传递，而是一个接受他者、消融他者的过程。

不能奉西方哲学为普遍性来从事汉语哲学研究，否则会引发一系列合法性质疑。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周易·系辞上》），知道变化的人才能理解神之所为。在言—象—意三个层面中，言借助象才捕捉到意，于是得意忘象，得意忘言。对此，笔者更愿意称之为全球哲学，全球哲学将以整体—部分框架取代了普遍—特殊框架，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整体的全球哲学可以是某种虚拟概念，而汉语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是全球哲学的一个部分。但基于现代欧洲的强势，这种不同的存在之家似乎成了一个普遍世界，事实上我们依然生存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中。这种以西释中的模式之所以流行，其背后原因正在于以西方哲学为一种普遍性。

迂回看上去是经由他者返回自我，但这种迂回并不是要建构一种本质主义哲学观，似乎每种文化都有其不变的本质。人之为人最为重要的是在生生不息中勾连起世代之间的关系，由此而获得生命的意义。

无论如何，这类工作对于丰富汉语世界的思想与眼界都有莫大帮助。首先得发现本源，再融合创新，于是西方哲学在汉语世界中会获得它应有的真正地位。

在跨文明的早期相遇中，学者们总是通过比较来寻求不同文明间的相似性。从汉语语法来看，汉语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孤立语性质，即没有道地的词形屈折，没有从一个共同词根构成几个新词的词语派生，没有用不同形态来表示不同词类的语法差别。

亚里士多德哲学似乎与柏拉图哲学有巨大差别，但其基本出发点仍是要去解决老师的问题：解释不变的理念与可变的感性世界之间的关系。这里神的概念与西方哲学从存在引申出的神大相径庭。第二种情况则是一种学术外循环。未来的融合性创造端有赖于自我的重新确立以及对于他者的学习。

虚假的差异性在看似强调差异的比较中常常预设了某种普遍性，但这种隐匿的普遍性是可疑的。汉语世界的本源性思想远远不止这些，诸子百家都作出过深刻的贡献。

中国哲学一词在涉及传统上指涉面更加开阔，涉及内容更加宽广，在历史上形成了非常多样的研究路径。在汉语根基处，对语言—世界的关系有自己的立场。

在巴门尼德—柏拉图体系中，首要探寻的是在感觉世界之外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汉语哲学建立在迂回的视野之上，通过他者进行自我省思。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汉语世界有其独特的意义，其聚拢世界的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系的世界。哲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三个根本面向：一是以理性方式展开普遍问题。唯独希腊语中另一个表达爱的概念Storge，家庭之爱，在西方哲学中并没有形成深厚传统。

基于理念—感性的二元结构，西方哲学传统发展出强烈的认知主义。首先是存在论问题（ontological problems，或者翻译为本体论问题）。

当然，在此基础之上，汉语哲学更期待一种未来哲学。Agape在基督教传统中得到长足发展，神爱众人的圣爱，是西方文化中悠久的思想传统。

正是这种不可翻译性彰显了汉语哲学世界境遇的艰难性。汉语哲学是对人类如此这般生存的哲学反思。